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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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修正）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修正）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２０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１次会议修改）
颁布日期：19971203 实施日期：19980101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本办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其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本办法，并领导、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和消费者组织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物价、技术监督、卫生、建设、商检、公安、农业、水产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做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
行政部门对消费者的申诉或者消费者组织转交处理的投诉，应当受理，并及时作出处理，不得无故拖延或者拒绝处理。
第五条 消费者委员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消费者委员会（协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其必要的编制和经费。
消费者委员会（协会）可以在乡镇、街道、学校、大中型企业、集贸市场等单位建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层组织，方便消费者投诉。
第六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属行业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制订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章制度和商品、服务质量的监督、保障措施，不得袒护所属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第七条 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应当等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开展舆论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八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建立质量监督、文明服务、售后服务和接受消费者监督的规章制度。
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时，前款所列规章制度、服务公约等有关对消费者的承诺，可以作为调解、仲裁和诉讼的依据。
第九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所有商品必须明码标价，确因清仓、换季、搬迁、歇业等原因降价销售商品的，价格表示应当真实明白；
（二）根据商品性能可以调试的商品，消费者要求开封调试的，应当当场开封调试；
（三）不得销售未按国家规定检验、检疫的进口商品，或者以国内生产商品冒充进口商品；
（四）不得违背消费者的意愿强制消费者接受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第十条 经营者自己经营或者使用他人场地、设施、门店经营，应当悬挂营业执照，并标明其真实的名称或标记。
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明示与其提供商品或服务有关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合格证等合法证件的，经营者应当明示。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部门和消费者组织参与对商品或服务的监督检查、申诉事项的调查和依法履行其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
第十二条 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书、格式合同、店堂告示、通知、声明等方式向特定消费者或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所作的有关承担“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的承诺，视为与消费者的约定，经营者应当按此约定履行责任。
第十三条 消费者提出要求解决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应当提供实物，并提供购货凭证、服务单据或者能够证明该商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其他证据。
消费者就消费者权益争议提出与经营者协商，向消费者委员会（协会）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申诉，应当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因商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发生争议，直观难以确认 需要检验和鉴定的，由双方约定送法定机构检验和鉴定；约定不成的，由受理案件的单位指定。检验和鉴定费用由主张权利一方或受理案件单位指定一方预先支付，根据检验和鉴定结果，确定由责任方承担。
商品争议或服务质量难以检验、鉴定的，由经营者提供自己无过错的证据，不能提供无过错证据的，应当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有关行政部门或者消费者委员会（协会）对消费者的投诉，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在四十五日内作出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消费者委员会（协会）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采用书面形式向有关行政部门查询的，应当写明查询事由和要求答复的问题。被查询单位应当在收到书面查询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消费者委员会（协会）可组织消费者和有关专家对商品或服务质量进行评议、比较试验，并可通报评议、比较试验结果，授予或撤销“消费者信得过” 产品或经营者称号；可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者进行批评、揭露或者公布消费者的投诉情况。
第十八条 使用他人场地、设施、门店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的，消费者有权向使用者要求赔偿；使用期满或无法找到使用者的，也有权向场地、设施、门店的提供者要求赔偿。属于使用者责任的，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使用者追偿。
承包、租赁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要求承包、租赁经营者赔偿；承包、租赁期满的，也有权要求发包方、出租方赔偿。属于承包、承租方责任的，发包、出租方赔偿后，有权向承包、承租方追偿。
第十九条 商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消费者要求退货的，退货时价格低于原价格的，按原价格退还货款；价格高于原价格的，按现价格退还货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收费的一倍：
（一）对商品或者服务和虚假的，引人误解的广告宣传，或者雇佣他人作欺骗性的销售诱导；
（二）对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作虚假表示，或者谎称降价处理商品实则抬价推销劣质商品；
（三）冒用他人的注册商标、质量认证标志、名优标志，伪造厂名、厂址、出厂日期，冒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
（四）明知或应知商品存在瑕疵而不予告知；
（五）以不真实的名称或标记提供商品或服务；
（六）谎称或者经虚假有奖销售、还本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的；
（七）其他故意使消费者产生误解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之情形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物价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三项的，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没收非法所得，可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四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对本办法第二十条所列欺诈消费者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不按规定悬挂营业执照或者不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处以一干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没金额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拒绝、阻挠有关行政部门或者消费者组织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罚没收入管理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处罚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等消费行为的权益保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所指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兽药、柴油、饲料、菌种、林果苗、种禽畜、水产苗、农业机械等。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通过的《湖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同时废止。
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0号
现发布《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
第一条 为了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要规定。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后，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在能够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开展正常工作的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探亲假、婚丧假、生育假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将其视为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指由省人民政府依照本规定程序确定和批准调整的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劳动者单位劳动时间的最低工资数额。
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国家规定的列入工资总额组成的各项收入，下列项目不包括在内：
（一）加班加点工资；
（二）补偿劳动者特殊或者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其他津贴；
（三）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保险福利待遇。
第五条 1995年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本规定附表执行；外商投资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本规定附表提高50％执行。
从1996年起，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每年调整一次，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由省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拟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劳动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最低工资标准按小时或者按月计算和确定。
按日、周或者其他工资支付周期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按前款规定换算。
实行计件工资、包干工资或者提成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进行相应计算。
第七条 省劳动行政部门对最低工资标准在全省的实施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对最 低工资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工会组织有权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各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做好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工作。
第八条 用人单位必须将省人民政府确定和批准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及时告知本单位的劳动者。
第九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对该行政区域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与用人单位重新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离退休人员和在用人单位取得兼职收入的劳动者，由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工资。
第十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支付最低工资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以本单位当月应发工资总额5％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200元至1000元的罚款：
（一）未将最低工资标准及时告知本单位劳动者的；
（二）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对该行政区域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
（三）拖欠支付劳动者最低工资的。
有前款第（二）、（三）项情形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理外，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每日按欠付工资额的1％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附表：
云南省1995年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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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按小时计│按月计│ 适 用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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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1.00元 │185元 │ 昆明市所辖各区和安宁县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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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东川市,昆明市所辖各县 ┃
┃二类│ 0.90元 │160元 │ (安宁县除外),各州政府 ┃
┃ │ │ │ 地区行署所夺的市(县)和 ┃
┃ │ │ │ 其他设市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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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三类│ 0.75元 │135元 │ 其他各县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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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17日
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李长健 * 张锋**
（本文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张 锋，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摘 要：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形成二元架构到三元架构的理论基础，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引入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经济参数，分析了政府主导型监管、市场基础型监管和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效益。并在整合现有社会监管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建社会性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动态社会契约论 社会性监管模式 模式整合 利益机制
Sociality supervising mod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od security supervising mode
Ab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has formed a theoretics foundation of duality-frame into ternary-frame, and introduce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to food security supervising, a commonable production ( or say a grant commonable production) . We exert some economic parameter as trade cost, supervising cose, executive cost, lawsuit cost, information cost and systematical equilibrium cost, anlyzed the benefits from government-dominanting supervision, market-base supervision and society mesosphere-principal supervision, and indicated a route selection of building up a sociality supervising mode on the base of conforming social supervisal resource in existence.
Key word: Food security supervision;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Social supervising mode; Mode conformity; Interest mechanism
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传统理论认为，政府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力量，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分割化，政府职能体现出需求膨胀和管制约束的双重特征，单一的政府监管不能单独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出现分散化的权力架构和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形成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共同监管的局面。我们应该整合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资源、力量，建构多元、动态、平衡的社会性监管模式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
一、 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二元社会结构到三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社会中间层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的双重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中间层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市场监管为基础、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的社会性监管模式。
二、监管模式的变迁——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中各主体监管的效益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的社会结构，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公民社会的力量非常薄弱且缺乏公民结社的传统。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中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所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顺序是政府监管主体、市场监管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但是食品安全监管处于监管主体分散化的和监管资源的浪费化，虽然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都参与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它们都是社会性监管模式中的主体，但并没有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监管主体的多元协调互动。
（一）政府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主导型监管效益分析
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食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食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整体利益可持续化呢？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若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间层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的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在这一领域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并且一旦失控，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第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监管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监管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2]第四，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成本。
（二）社会中间层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主体型监管效益分析
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独立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在供给（准）公共产品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适应性、可接受性、专业性、独立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第一，降低执行成本，社会中间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民间性、专业性，它作出的行为相对专业、权威、可接受性，使受监管主体乐意接受具体的管理、处理行为，减少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同时监管的可接受性，降低了食品安全纠纷出现的概率，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独立性、增强了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市场主体信息收集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监管标准、检测的手段时更加科学具体，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减少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额外成本；第三，降低监管制度均衡成本，制度的每次均衡都是在很多次制度博弈的结果，社会中间层组织构建了政治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使有效的信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顺利传递，减少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与频率，降低了制度均衡的成本；[4]第四，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有效监管，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当然，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存在也需要运行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化和寻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很多中间层主体受利益驱动都提倡推广，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到科学的认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损失难以计算，所以政府也要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增加政府对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成本。但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日常具体的监管中，在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有较大的监管成本优势，并且政府相对容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有效监管，监管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
（三）市场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基础监管效益分析
市场活动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主体，但是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其他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消费者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权利：（1）追求安全的权利；（2）知情权；（3）选择权；（4）公平交易权；（5）依法求偿权；（6）监督批评权。这些法定权利为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社会中间层的监管；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成本。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监管模式的发展——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整合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它具有动态性、多元性和平衡性的特点。
（一）建规范促监管：加强政府主体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保障
我们要实现食品安全的长期有效监管，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第一，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我国的食品监管部门主要有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实施“一个监管环节有一个监管部门”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导致监管的效率低下、可操作性不强和协调性差。我们可以实施“在宏观上各行政主体统分结合，在中观上以分为主，在微观上以统为主”的监管体制。在宏观上建立食品药品监管委员会指导、协调、调度各具体部门的工作，在中观上加强省级和地区级食品监管机关的分段管理，在微观上强化县级监管机关的集中执法。[6]第二，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三，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如关于食品的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冲突，存在技术标准的不统一。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如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验、检测、检疫，就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食品安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无法可依”，导致不必要的纠纷增加，诉讼成本增加，政府司法资源浪费。所以在整合现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资源体系的同时，加快制定《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力求食品安全的技术要求标准化和统一化，与从源头上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食品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增加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二）建结构促体系：健全社会中间层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结构
食品社会中间层组织包括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它是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和谐的组织架构体，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相对独立、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一，提高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同时也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成立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它的专业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主体，要实现监管主体的功能，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监管。第三，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社会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社会中间层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监督起诉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第四，建立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督机制。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种力量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监管约束机制。首先，强化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自律机制。社会中间层组织往往是食品企业自己组成的，用它们自己的章程和制度实现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其次，加强社会中间层的互律机制。同行互律是由社会中间层组织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方式，行业组织有权要求每个会员组织必须遵守，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严重开除其会员资格。并通过行业的认证制度来评定社会中间层组织的专业资格和能力，提高社会中间层的监管能力和水平；最后，实施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政府的监督、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社会专门组织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负责人给予相应的监督约束，使他们在外部压力下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出现。
（三）建机制促保障：建立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的长效利益机制
食品安全的消费者监管，关键要建立相应的利益机制，既要有促使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也要有实现消费者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第三，建立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法律上规定的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食品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持续性监管。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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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4]张乃根.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6]李长健,江晓华,王悦.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双重角度的思考[J].法治论丛,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