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区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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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行政区划管理办法
山东省行政区划管理办法
山东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区划管理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区划应保持相对稳定。确需变更的，应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国防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制订变更方案，逐级上报审批。
第三条 县、市、市辖区的设立、撤销、更名、隶属关系的变更，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县、市行政区域界线的重大变更以及涉及海岸线、海岛、边疆要地、重要资源地区和特殊情况地区的隶属关系或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经省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
第四条 县、市、市辖区行政区域界线的部分变更，由省人民政府审批，报民政部备案。
乡、民族乡、镇的设立、撤销、更名和行政区域界线变更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由省民政厅审批。
第五条 行政公署的设立、撤销、更名、驻地迁移，由国务院审批。
第六条 区公所、不设区的市的街道办事处的设立、撤销、更名、驻地迁移，由省民政厅审批；市辖区的街道办事处的设立、撤销、更名、驻地迁移，由所在市人民政府审批，报省民政厅备案。
第七条 在一个乡镇区域内，村的分设、裁并、更名、迁移，由所在县人民政府审批，报地区行政公署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变更行政区划应逐级上报审批。呈报内容应包括：
（一）变更行政区划的请示。一是要求变更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的请示。应写明现行行政区划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口构成、区域面积、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等情况；变更的理由、范围、行政区域界线及隶属关系；变更后的基本情况。二是涉及隶属关系或行政区域界
线变更的，要有有关人民政府的意见。三是有关上级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
（二）拟变更的行政区域界线地图。图内要反映该地区的重要地理要素和拟变更的有关行政区域界线等。规格为四开，比例尺根据情况确定，印刷图、兰晒图均可。凡行政区域界线变更的，要求变更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和有关的人民政府必须在地图上加盖公章。
（三）各有关部门或单位干部、群众的意见。
第九条 变更行政区划的呈报件，需国务院审批的，报送省人民政府一式二十五份，抄送省民政厅一式五份；需省人民政府或省民政厅审批的，报送省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各一式五份。
第十条 行政区划变更，经批准后方可办理交接事宜。变更行政区划结束后，由要求变更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及时向省民政厅写出情况报告。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是行政区划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各级民政部门在行政区划管理中，应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严格办事程序，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完整的行政区划档案，汇编行政区划简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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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医疗侵权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的判定
钱贵
当代医疗科学尚处于反复探索和验证的经验科学阶段，医疗领域内的许多事物，医学家们还不能准确完全的认知。在医疗实践等客观活动中，势必会出现形形式式的问题，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素。法官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时，面临着如何正确运用法律，在切实维护患者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的同时，作出与当代医学科学相适应的公正裁判，促进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发展的严峻现实。因果关系作为医疗侵权行为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是医疗侵权行为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合乎医学和法律的要求，公平公正地确定医疗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环节。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审查和认定有简单化、程式化的倾向，或过分依赖于医疗事故鉴定，或完全不信任和采用鉴定结论，这些倾向均不利于案件公正审判，不利于及时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笔者试从侵权责任构成的法理视角，结合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阐述因果关系判定的一管之见。
一、因与果的审查及判断
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因才有果，先有因后有果，在层次和时间上，因果排列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探明事物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必须查明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点：1、受害人被损害的事实；2、行为人的违法行为；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由于因果关系涉及到侵权行为的可归责性及最终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及损害赔偿法的核心问题，也是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医疗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分支，无疑其责任构成分析应当放在侵权行为法责任架构的系统视角下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必然围绕“因”和“果”的审查判断层层展开。
从诉讼的角度看，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首先出现的是患方证明自己在就诊时受到人身损害的事实。患方的受损事实就是因果关系中的“果”，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是法官审理侵权案件时应当首要查明的问题。经过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是否存在受损事实比较容易查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医疗侵权属于特殊侵权，患者的受损来源于医疗行为，是医源性损害。不能将在医院发生的一般侵权纠纷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比如，患者到医院就诊时，由于医院门诊地面湿滑而跌倒受伤，显然患者受损并非医疗行为所导致，该类案件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一般而言，医源性损害是指患者在医院就诊时，因诊断错误、延误治疗、诊疗措施不当、违反操作规程等过失医疗行为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权、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的损害。医源性损害通常表现为患者病情加重、死亡或引发新的生理、心理疾病。比如输血后感染丙型肝炎，即是医疗行为引发新的疾病。对于损害事实的存在是由受害人举证证明的，只要患者证明自身医源性损害存在，即可认定“果”成立。
医疗侵权纠纷中，根据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功能，因果关系的“因”包括两层涵义，“因”的第一层涵义是：“因”是一种医疗行为。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为促进人体健康、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而针对个体展开的诊疗、保健、预防、美容等医疗卫生活动。狭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针对疾病患者所进行的诊治活动。本文主要针对狭义的医疗行为展开讨论。医疗行为又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认定作为和不作为需参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这就引申出“因”的第二层涵义是：“因”是违法的医疗行为。医疗侵权案件中必须围绕这两层涵义查明“因”，即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关于医疗行为的存在应当由患者举证，审理中较易查明。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则应由医方举证。医方举证后，法官则须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合法性审查不仅是确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也是认定医方主观过错的关键所在。在医疗侵权案件中，通常通过医方的违法医疗行为推定医方存在过错。因此，审查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对于分析侵权责任构成诸要件是极其重要的。
合法性审查，就是针对医方是否遵循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和附随义务进行审查，实践中主要是对医疗行为是否合乎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审查。这与一般合同效力的审查完全不同，审查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分为三个层次：
1、医疗卫生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主要有《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红十字会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2、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
3、部门规章：即卫生部制定颁布或参与制定联合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护士管理办法》等。
关于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广义的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全国行业协（学）会针对本行业特点，制定的各种标准、规程、规范、制度的总称。如《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医院消毒供应室验收标准》等；狭义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指医疗机构制定的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检验、医技诊断治疗及医用物品供应等各项工作应遵循的工作方法、步骤。
对“因”和“果”的审查判断是正确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缺一不可，否则因果关系就无从分析。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的活动中，查明患者受损事实及医疗行为等责任构成要件，最终都是为因果关系的判定进行服务。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
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民法界的通说。
通说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 “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指的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就是说，一定的损害事实是由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而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正是引起一定损害事实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行为，就不会发生该损害事实。”
梁慧星先生则反对必然因果关系说而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后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且前者所强调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一般见解”，“在通常情形下，依一般社会经验，认为有此可能性”，即有相当因果关系；而后者强调的“必然性”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认识无关。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哲学因果关系概念代替法律因果关系概念。必然因果关系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为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联系，恰恰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法律的任务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主要是依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观念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情常理。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
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本义上讲，是指致害行为或物体与损害之间的客观联系。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仅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去认识，而忽略了因果关系在法律上的问题。目前，在各国司法实务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和英美法上的可预见性理论。英美法系，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两个步骤，对“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问题，由陪审团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依靠一个核心理论——可预见性理论，即由法官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低于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依此种注意义务标准，损害是否可以预见，如能预见，被告就应承担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与认定被告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标准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从主观状态出发，判断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可作为归责依据的因果关系。法官依据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普遍要求，做出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的主观判断。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台湾实务界已运用数十年，我国台湾民法权威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种：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其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区分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区分认定条件关系和认定相当性两个步骤。在条件关系的认定上，采用“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公式。在具体归责中，为限制条件关系的界限，从而限制侵权责任的范围，则需进一步认定“相当性”，即侵权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损害结果。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
王泽鉴先生的论说与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主张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去分析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相当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相当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其实就是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两分法”，是认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前者要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后者要解决的是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在判断这两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时，前者体现法律事实，后者则体现政策性判断。
医学对人体器官器质性构造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对人体器官功能的运行机制还存在太多的假说，特别是发病机制，在病理学中长期存在着多种争论。医学作为一门尚处于经验科学阶段的人体科学，还缺乏缜密系统的理论予以指导，加之又存在千千万万的个体差异，因此医学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实践性很强，每一种防治疾病的方法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验证，医疗行业是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风险的行业。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既能及时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与当代医学的发展相适应，是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侵权纠纷的最佳选择。尤其是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两分法”，对医疗侵权纠纷的处理有极大的适用价值，它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借助于这种分析框架，可以使法官对因果关系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功能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中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存在价值。首先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其次它又能避免无限扩大医方的民事法律责任，赋予医方医疗自主权，促进医方探索更好的疾病防治方法。“两分法”使法官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之间能够比较容易地寻求到平衡点。
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对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要依据不同的个案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台湾判例学说均采用同一的认定公式：即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台湾判例对医疗事故因果关系的认定，常采用统计的因果关系和盖然的因果关系，其判断模式为：某种因素与疾病发生之原因，就医学上可考虑之若干因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合理之盖然性”为基础，即使无法经由科学严密之实验，亦不能影响该因素之判断。笔者认为，台湾判例学说中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则，完全可资借鉴。
实践中，法官对于医疗侵权纠纷的因果关系判断，大多依赖于医学鉴定，笔者认为医学鉴定非为每一个案件所必要。依常人的智识经验，足可认为无合理之可能的，可以直接否认具有因果关系，亦无需进行医学鉴定。比如笔者曾经审理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认为医方为其做胃镜时消毒不严致其患“浅表性胃炎”，但是经过比较前后两次胃镜所摄图片，患者胃粘膜的病理特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以确认患者在医方首次做胃镜时就患有“浅表性胃炎”，“果”发生于“因”之前。因此法庭直接断定疾病与医疗行为无关，亦未接受患者要求进行医学鉴定的申请。如果案件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彼“因”是否能造成此“果”，即使其“可能性”亦非一般人可以认知，则必须进行医学鉴定。比如“一点癌”（一点癌是指癌症发病初期，癌细胞局限于某组织上，尚未扩散。）案件，医方为患者做胃镜检查时，在所怀疑的病变部位镊取组织进行活检，发现了癌细胞，随后征得患者同意，为患者进行了胃部分切除术，按照医学常规，对切除的胃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结果没有发现癌细胞。在医学上是否有“一点癌”的记载，本病例是否符合“一点癌”的特征，这就必须依赖专家组的鉴定意见，法官本身不可能具备认定此病例的专业素质和资格。医学鉴定的主要目的是，由医学专家对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同时分析医方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从而为法官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定提供依据。
法官面对医学鉴定结论时，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依赖于医学鉴定结论；二是完全不信任医学鉴定结论。法官只能将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项民事诉讼证据来对待。鉴定结论属于案件的事实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从另一个层面讲，鉴定结论是专家的证言。因此，法官不仅对鉴定的真实性、准确性需要审查，而且要在当事人间组织质证。有人主张，医学鉴定结论具有专断性，法官无权审查，其依据是法官无此专业能力。这种意见是不恰当的。诚然，法官不具备进行医学鉴定的专业资格，但是法官可以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向权威的专业人士求教相关医学领域的问题，依据法律、法理和良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主张医学鉴定的专断性，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限制，难以避免医方与鉴定组织及其人员的作弊行为，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官必须依据诉讼证据规则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组织质证。法官可以依据审判经验审查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不客观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重新鉴定。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在鉴定结论面前不能无所作为、听之任之。
综上，在医疗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进行因果关系的判定，首先需查明“果”之所存、“因”之所在。其次，运用“两分法”，借鉴台湾判例学说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对因果关系进行事实上和法律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寻求医学鉴定结论对事实上因果关系支持的同时，最终由法官依据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要求进行价值判断，作出合乎法律规定和当代医学现状的公正裁判。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财政部
关于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金[2012]159号
各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将《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2012年12月6日
附件：
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以下简称金融企业），适用本办法。
金融企业包括下列各类企业：
（一）执业需取得银行业务许可证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财务公司等。
（二）执业需取得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各类保险企业。
（三）执业需取得证券许可证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
（四）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信用担保公司。
（五）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所属的从事与金融业务相关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年金，是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金融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条 国家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与激励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在为企业退休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发挥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将其作为健全薪酬福利制度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方式，实现保障性与激励性的有机结合。
（二）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保障符合条件、自愿参加的全体职工，并根据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源策略、职工贡献程度等因素，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年金保障体系，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三）出资人、企业和职工利益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统筹兼顾出资人、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当期与长远的关系，依法保障职工权益，切实维护出资人利益，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章 企业年金的建立条件
第五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按照规定经集体协商确定，并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六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现税后盈利（含补贴），其中，集团控股类金融企业母公司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准。
（二）具有较好的风险管控能力，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充足率、净资本负债率等风险管控指标满足行业监管规定。政策性金融企业可以参照财政部绩效评价有关规定，对相关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三）具备相应的财务承受能力，不得因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出现亏损，影响金融企业长远发展。
前款规定的相关财务数据，以金融企业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按照国内会计准则）为准。
第七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具有合格的考核评价结果，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已改制的金融企业，经营目标按照公司治理程序确定；未改制的金融企业，经营目标按照相关规定确定。
（二）绩效评价合格。金融企业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需要进行绩效评价的，其绩效评价类型应当达到中级（CC）以上。
前款规定的考核评价结果，以金融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考核评价结果为准。
第八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修改、中止或者终止企业年金方案：
（一）金融企业某一会计年度亏损或者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满足建立企业年金条件，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修改企业年金方案，适当降低企业缴费标准。
（二）金融企业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或者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未满足建立企业年金条件，应当按照规定中止企业年金方案。
（三）金融企业可以在上列规定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年金方案的相关规定，修改、中止或者终止企业年金方案。
第九条 金融企业修改、中止企业年金方案后，如再次满足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条件，可以恢复企业年金方案。
第十条 金融企业不得以任何名义，对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之前的年度进行补缴。
第三章 企业年金的方案实施
第十一条 金融企业应当统筹规划设计企业年金方案。
集团控股类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步实施企业年金方案，各子公司之间的缴费水平，应当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经济效益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不得互相攀比。
第十二条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金融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缴费总额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人员费用等因素，合理确定企业年金缴费水平，并按照规定适时调整。
第十三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初期，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原则上不得低于企业缴费部分（不含本办法规定的补偿性缴费）的25%，以后年度逐步提高。
在职工和金融企业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职工结合实际，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第十四条 金融企业年金缴费在冲减职工福利费结余后列入成本（费用），但金融企业每年列支成本（费用）的企业年金费用不得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5%。
金融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金融企业应当统筹做好企业年金与其他养老福利制度的衔接。对于参加企业年金方案时距其退休时间相对较短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金融企业可在规定比例内采取过渡期补偿性缴费、一次性补偿等适当方式（以下简称补偿性缴费），实现新老制度的平稳过渡。
过渡期补偿性缴费，是指金融企业设置一定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对中人给予的补偿性企业年金缴费；一次性补偿，是指金融企业对中人一次性给予的补偿性企业年金缴费。
补偿性缴费应当建立在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主要用于统筹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前后养老福利政策的衔接，不得变相提高待遇。
补偿性缴费由金融企业结合实际确定，并纳入企业年金方案履行相关程序。
第十六条 金融企业应当根据职工贡献、工作年限、岗位责任、考核结果等因素，合理确定企业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适当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
企业缴费应当按照规定划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当期划入负责人个人账户的最高额（不含补偿性缴费），原则上不得超过该金融企业人均水平的5倍。
前款所称负责人的范围，按照财政部关于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金融企业应当合理确定企业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及其权益完全归属于职工个人的归属期，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年金方案终止时，金融企业应当与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制度，确定尚未完全归属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的处理方式。
第十八条 鼓励金融企业职工退休后，分期领取企业年金。
金融企业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以按照规定
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性或者定期领取企业年金。
在职工出境定居、死亡及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形下，可以按照规定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
第四章 企业年金的组织管理
第十九条 金融企业原则上应当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
有条件的大型金融企业可以成立企业年金理事会，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并在企业年金方案中进行说明。
金融企业年金理事会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按照规定认真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金融企业应当监督受托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择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机构管理运营企业年金，明确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运营主体的职责及运作规则。
金融企业应当通过受托人建立对管理运营机构的动态考核评价机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管理运营机构。
金融企业应当按照国有金融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选择的管理运营机构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应当于年度结束后60日内，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企业年金管理、运营情况。
金融企业应当于年度结束后90日内，按照国有金融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企业年金的运作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金融企业应当成立由相关部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加强对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组织指导。
第二十三条 金融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将企业年金方案履行内部法定程序或者报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相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已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应当履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程序，未改制的应当报财政部审核。其他子公司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履行其内部法定程序。金融企业应当于每年度结束后90日内，将该年度建立企业年金情况报告财政部。
前款所称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是指，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四项财务指标之一达到母公司合并口径对应财务指标10%以上的一级控股子公司，以及经金融企业内部法定程序确定的其他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
第二十五条 地方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应当将其企业年金方案履行公司治理程序或者报地方财政部门审核，具体程序由省级财政部门确定。
第二十六条 金融企业中止、终止企业年金方案，应当履行内部法定程序，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金融企业修改、恢复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按照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本办法。非国有金融企业参照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以及以企业年金名义购买商业保险的金融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本办法规定，规范和完善企业年金方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有关金融企业年金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钱贵
当代医疗科学尚处于反复探索和验证的经验科学阶段，医疗领域内的许多事物，医学家们还不能准确完全的认知。在医疗实践等客观活动中，势必会出现形形式式的问题，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素。法官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时，面临着如何正确运用法律，在切实维护患者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的同时，作出与当代医学科学相适应的公正裁判，促进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发展的严峻现实。因果关系作为医疗侵权行为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是医疗侵权行为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合乎医学和法律的要求，公平公正地确定医疗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环节。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审查和认定有简单化、程式化的倾向，或过分依赖于医疗事故鉴定，或完全不信任和采用鉴定结论，这些倾向均不利于案件公正审判，不利于及时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笔者试从侵权责任构成的法理视角，结合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阐述因果关系判定的一管之见。
一、因与果的审查及判断
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因才有果，先有因后有果，在层次和时间上，因果排列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探明事物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必须查明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点：1、受害人被损害的事实；2、行为人的违法行为；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由于因果关系涉及到侵权行为的可归责性及最终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及损害赔偿法的核心问题，也是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医疗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分支，无疑其责任构成分析应当放在侵权行为法责任架构的系统视角下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必然围绕“因”和“果”的审查判断层层展开。
从诉讼的角度看，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首先出现的是患方证明自己在就诊时受到人身损害的事实。患方的受损事实就是因果关系中的“果”，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是法官审理侵权案件时应当首要查明的问题。经过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是否存在受损事实比较容易查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医疗侵权属于特殊侵权，患者的受损来源于医疗行为，是医源性损害。不能将在医院发生的一般侵权纠纷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比如，患者到医院就诊时，由于医院门诊地面湿滑而跌倒受伤，显然患者受损并非医疗行为所导致，该类案件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一般而言，医源性损害是指患者在医院就诊时，因诊断错误、延误治疗、诊疗措施不当、违反操作规程等过失医疗行为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权、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的损害。医源性损害通常表现为患者病情加重、死亡或引发新的生理、心理疾病。比如输血后感染丙型肝炎，即是医疗行为引发新的疾病。对于损害事实的存在是由受害人举证证明的，只要患者证明自身医源性损害存在，即可认定“果”成立。
医疗侵权纠纷中，根据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功能，因果关系的“因”包括两层涵义，“因”的第一层涵义是：“因”是一种医疗行为。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为促进人体健康、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而针对个体展开的诊疗、保健、预防、美容等医疗卫生活动。狭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针对疾病患者所进行的诊治活动。本文主要针对狭义的医疗行为展开讨论。医疗行为又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认定作为和不作为需参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这就引申出“因”的第二层涵义是：“因”是违法的医疗行为。医疗侵权案件中必须围绕这两层涵义查明“因”，即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关于医疗行为的存在应当由患者举证，审理中较易查明。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则应由医方举证。医方举证后，法官则须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合法性审查不仅是确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也是认定医方主观过错的关键所在。在医疗侵权案件中，通常通过医方的违法医疗行为推定医方存在过错。因此，审查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对于分析侵权责任构成诸要件是极其重要的。
合法性审查，就是针对医方是否遵循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和附随义务进行审查，实践中主要是对医疗行为是否合乎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审查。这与一般合同效力的审查完全不同，审查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分为三个层次：
1、医疗卫生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主要有《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红十字会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2、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
3、部门规章：即卫生部制定颁布或参与制定联合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护士管理办法》等。
关于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广义的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全国行业协（学）会针对本行业特点，制定的各种标准、规程、规范、制度的总称。如《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医院消毒供应室验收标准》等；狭义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指医疗机构制定的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检验、医技诊断治疗及医用物品供应等各项工作应遵循的工作方法、步骤。
对“因”和“果”的审查判断是正确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缺一不可，否则因果关系就无从分析。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的活动中，查明患者受损事实及医疗行为等责任构成要件，最终都是为因果关系的判定进行服务。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
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民法界的通说。
通说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 “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指的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就是说，一定的损害事实是由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而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正是引起一定损害事实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行为，就不会发生该损害事实。”
梁慧星先生则反对必然因果关系说而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后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且前者所强调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一般见解”，“在通常情形下，依一般社会经验，认为有此可能性”，即有相当因果关系；而后者强调的“必然性”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认识无关。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哲学因果关系概念代替法律因果关系概念。必然因果关系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为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联系，恰恰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法律的任务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主要是依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观念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情常理。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
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本义上讲，是指致害行为或物体与损害之间的客观联系。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仅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去认识，而忽略了因果关系在法律上的问题。目前，在各国司法实务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和英美法上的可预见性理论。英美法系，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两个步骤，对“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问题，由陪审团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依靠一个核心理论——可预见性理论，即由法官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低于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依此种注意义务标准，损害是否可以预见，如能预见，被告就应承担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与认定被告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标准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从主观状态出发，判断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可作为归责依据的因果关系。法官依据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普遍要求，做出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的主观判断。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台湾实务界已运用数十年，我国台湾民法权威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种：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其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区分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区分认定条件关系和认定相当性两个步骤。在条件关系的认定上，采用“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公式。在具体归责中，为限制条件关系的界限，从而限制侵权责任的范围，则需进一步认定“相当性”，即侵权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损害结果。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
王泽鉴先生的论说与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主张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去分析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相当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相当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其实就是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两分法”，是认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前者要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后者要解决的是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在判断这两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时，前者体现法律事实，后者则体现政策性判断。
医学对人体器官器质性构造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对人体器官功能的运行机制还存在太多的假说，特别是发病机制，在病理学中长期存在着多种争论。医学作为一门尚处于经验科学阶段的人体科学，还缺乏缜密系统的理论予以指导，加之又存在千千万万的个体差异，因此医学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实践性很强，每一种防治疾病的方法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验证，医疗行业是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风险的行业。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既能及时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与当代医学的发展相适应，是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侵权纠纷的最佳选择。尤其是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两分法”，对医疗侵权纠纷的处理有极大的适用价值，它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借助于这种分析框架，可以使法官对因果关系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功能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中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存在价值。首先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其次它又能避免无限扩大医方的民事法律责任，赋予医方医疗自主权，促进医方探索更好的疾病防治方法。“两分法”使法官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之间能够比较容易地寻求到平衡点。
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对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要依据不同的个案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台湾判例学说均采用同一的认定公式：即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台湾判例对医疗事故因果关系的认定，常采用统计的因果关系和盖然的因果关系，其判断模式为：某种因素与疾病发生之原因，就医学上可考虑之若干因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合理之盖然性”为基础，即使无法经由科学严密之实验，亦不能影响该因素之判断。笔者认为，台湾判例学说中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则，完全可资借鉴。
实践中，法官对于医疗侵权纠纷的因果关系判断，大多依赖于医学鉴定，笔者认为医学鉴定非为每一个案件所必要。依常人的智识经验，足可认为无合理之可能的，可以直接否认具有因果关系，亦无需进行医学鉴定。比如笔者曾经审理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认为医方为其做胃镜时消毒不严致其患“浅表性胃炎”，但是经过比较前后两次胃镜所摄图片，患者胃粘膜的病理特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以确认患者在医方首次做胃镜时就患有“浅表性胃炎”，“果”发生于“因”之前。因此法庭直接断定疾病与医疗行为无关，亦未接受患者要求进行医学鉴定的申请。如果案件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彼“因”是否能造成此“果”，即使其“可能性”亦非一般人可以认知，则必须进行医学鉴定。比如“一点癌”（一点癌是指癌症发病初期，癌细胞局限于某组织上，尚未扩散。）案件，医方为患者做胃镜检查时，在所怀疑的病变部位镊取组织进行活检，发现了癌细胞，随后征得患者同意，为患者进行了胃部分切除术，按照医学常规，对切除的胃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结果没有发现癌细胞。在医学上是否有“一点癌”的记载，本病例是否符合“一点癌”的特征，这就必须依赖专家组的鉴定意见，法官本身不可能具备认定此病例的专业素质和资格。医学鉴定的主要目的是，由医学专家对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同时分析医方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从而为法官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定提供依据。
法官面对医学鉴定结论时，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依赖于医学鉴定结论；二是完全不信任医学鉴定结论。法官只能将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项民事诉讼证据来对待。鉴定结论属于案件的事实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从另一个层面讲，鉴定结论是专家的证言。因此，法官不仅对鉴定的真实性、准确性需要审查，而且要在当事人间组织质证。有人主张，医学鉴定结论具有专断性，法官无权审查，其依据是法官无此专业能力。这种意见是不恰当的。诚然，法官不具备进行医学鉴定的专业资格，但是法官可以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向权威的专业人士求教相关医学领域的问题，依据法律、法理和良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主张医学鉴定的专断性，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限制，难以避免医方与鉴定组织及其人员的作弊行为，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官必须依据诉讼证据规则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组织质证。法官可以依据审判经验审查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不客观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重新鉴定。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在鉴定结论面前不能无所作为、听之任之。
综上，在医疗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进行因果关系的判定，首先需查明“果”之所存、“因”之所在。其次，运用“两分法”，借鉴台湾判例学说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对因果关系进行事实上和法律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寻求医学鉴定结论对事实上因果关系支持的同时，最终由法官依据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要求进行价值判断，作出合乎法律规定和当代医学现状的公正裁判。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关于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金[2012]159号
各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将《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2012年12月6日
附件：
国有金融企业年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国有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以下简称金融企业），适用本办法。
金融企业包括下列各类企业：
（一）执业需取得银行业务许可证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财务公司等。
（二）执业需取得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各类保险企业。
（三）执业需取得证券许可证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
（四）各类金融控股公司、信用担保公司。
（五）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所属的从事与金融业务相关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年金，是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金融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条 国家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与激励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在为企业退休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发挥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将其作为健全薪酬福利制度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方式，实现保障性与激励性的有机结合。
（二）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保障符合条件、自愿参加的全体职工，并根据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人力资源策略、职工贡献程度等因素，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年金保障体系，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三）出资人、企业和职工利益相结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统筹兼顾出资人、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当期与长远的关系，依法保障职工权益，切实维护出资人利益，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章 企业年金的建立条件
第五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按照规定经集体协商确定，并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六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现税后盈利（含补贴），其中，集团控股类金融企业母公司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准。
（二）具有较好的风险管控能力，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充足率、净资本负债率等风险管控指标满足行业监管规定。政策性金融企业可以参照财政部绩效评价有关规定，对相关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三）具备相应的财务承受能力，不得因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出现亏损，影响金融企业长远发展。
前款规定的相关财务数据，以金融企业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按照国内会计准则）为准。
第七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具有合格的考核评价结果，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已改制的金融企业，经营目标按照公司治理程序确定；未改制的金融企业，经营目标按照相关规定确定。
（二）绩效评价合格。金融企业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需要进行绩效评价的，其绩效评价类型应当达到中级（CC）以上。
前款规定的考核评价结果，以金融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考核评价结果为准。
第八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修改、中止或者终止企业年金方案：
（一）金融企业某一会计年度亏损或者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满足建立企业年金条件，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修改企业年金方案，适当降低企业缴费标准。
（二）金融企业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或者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未满足建立企业年金条件，应当按照规定中止企业年金方案。
（三）金融企业可以在上列规定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年金方案的相关规定，修改、中止或者终止企业年金方案。
第九条 金融企业修改、中止企业年金方案后，如再次满足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条件，可以恢复企业年金方案。
第十条 金融企业不得以任何名义，对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之前的年度进行补缴。
第三章 企业年金的方案实施
第十一条 金融企业应当统筹规划设计企业年金方案。
集团控股类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步实施企业年金方案，各子公司之间的缴费水平，应当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经济效益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不得互相攀比。
第十二条 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金融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缴费总额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金融企业应当根据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人员费用等因素，合理确定企业年金缴费水平，并按照规定适时调整。
第十三条 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初期，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原则上不得低于企业缴费部分（不含本办法规定的补偿性缴费）的25%，以后年度逐步提高。
在职工和金融企业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职工结合实际，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第十四条 金融企业年金缴费在冲减职工福利费结余后列入成本（费用），但金融企业每年列支成本（费用）的企业年金费用不得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5%。
金融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金融企业应当统筹做好企业年金与其他养老福利制度的衔接。对于参加企业年金方案时距其退休时间相对较短的人员（以下简称中人），金融企业可在规定比例内采取过渡期补偿性缴费、一次性补偿等适当方式（以下简称补偿性缴费），实现新老制度的平稳过渡。
过渡期补偿性缴费，是指金融企业设置一定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对中人给予的补偿性企业年金缴费；一次性补偿，是指金融企业对中人一次性给予的补偿性企业年金缴费。
补偿性缴费应当建立在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主要用于统筹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前后养老福利政策的衔接，不得变相提高待遇。
补偿性缴费由金融企业结合实际确定，并纳入企业年金方案履行相关程序。
第十六条 金融企业应当根据职工贡献、工作年限、岗位责任、考核结果等因素，合理确定企业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适当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
企业缴费应当按照规定划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当期划入负责人个人账户的最高额（不含补偿性缴费），原则上不得超过该金融企业人均水平的5倍。
前款所称负责人的范围，按照财政部关于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金融企业应当合理确定企业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及其权益完全归属于职工个人的归属期，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年金方案终止时，金融企业应当与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制度，确定尚未完全归属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的处理方式。
第十八条 鼓励金融企业职工退休后，分期领取企业年金。
金融企业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可以按照规定
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性或者定期领取企业年金。
在职工出境定居、死亡及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形下，可以按照规定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
第四章 企业年金的组织管理
第十九条 金融企业原则上应当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法人受托机构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
有条件的大型金融企业可以成立企业年金理事会，作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并在企业年金方案中进行说明。
金融企业年金理事会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按照规定认真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金融企业应当监督受托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择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机构管理运营企业年金，明确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运营主体的职责及运作规则。
金融企业应当通过受托人建立对管理运营机构的动态考核评价机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管理运营机构。
金融企业应当按照国有金融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选择的管理运营机构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应当于年度结束后60日内，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企业年金管理、运营情况。
金融企业应当于年度结束后90日内，按照国有金融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企业年金的运作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金融企业应当成立由相关部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加强对金融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组织指导。
第二十三条 金融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将企业年金方案履行内部法定程序或者报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相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已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应当履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程序，未改制的应当报财政部审核。其他子公司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应当履行其内部法定程序。金融企业应当于每年度结束后90日内，将该年度建立企业年金情况报告财政部。
前款所称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是指，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四项财务指标之一达到母公司合并口径对应财务指标10%以上的一级控股子公司，以及经金融企业内部法定程序确定的其他重要一级控股子公司。
第二十五条 地方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应当将其企业年金方案履行公司治理程序或者报地方财政部门审核，具体程序由省级财政部门确定。
第二十六条 金融企业中止、终止企业年金方案，应当履行内部法定程序，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
金融企业修改、恢复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按照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本办法。非国有金融企业参照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以及以企业年金名义购买商业保险的金融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本办法规定，规范和完善企业年金方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有关金融企业年金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