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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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2001年5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3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

　（十一届第3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1年3月31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3月31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促进和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教兴桂战略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是指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由国务院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实行体制机制改革、集聚科技创新要素、发展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特定区域。

　　高新区根据发展需要，可按“一区（高新区）多园（高科技园）”的方式进行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 高新区的设立、建设和管理，以及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与高新区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坚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的原则。

　　第五条 自治区和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生态良好、用地集约、产业集聚、设施配套的要求，编制高新区建设和发展总体规划，并将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国内外企业及其他投资主体参与高新区的建设和管理。

　　第七条 自治区高新区的设立，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区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八条 申请设立自治区高新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高新区产业发展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具有高新区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

　　（三）具备支撑高新区发展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

　　（四）具有一定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

　　（五）具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创新型企业的科技企业孵化体系；

　　（六）国家和自治区关于设立高新区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本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扶持高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制定并不断完善吸纳和使用人才的政策；组织协调自治区各职能部门支持高新区的各项工作，及时解决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第十条 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高新区的业务主管部门，其管理职责是：

　　（一）指导和监督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

　　（二）指导和扶持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自治区高新区的考核指标体系，定期对高新区工作进行考核，配合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国家高新区进行考核；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自治区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支持高新区发展的具体措施，协同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做好为高新区的服务工作，对高新区的报批、审批事项应当优先办理。

　　第十二条 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对高新区的管理职责是：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高新区建设与发展规划；

　　（二）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自治区有关高新区的政策，制定本市扶持高新区发展的政策；

　　（三）协调解决高新区开发、建设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四）组织本市各职能部门支持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保证其履行管理职能；依法为高新区内的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提供规范、便捷的服务，营造有利于高新区建设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十三条 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设立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高新区具体事务的派出机构，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对高新区的发展规划、科技创新、城市建设、土地、财政、外事、项目审批、劳动人事等事项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对高新区的管理职责是：

　　（一）根据高新区建设和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完善高新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到高新区从事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建立健全高新区的各项管理制度，对高新区各项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四）支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创业服务体系，负责或者指导创业服务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五）按照权限制定高新区内的企业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设立各类奖励制度；

　　（六）维护高新区内的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七）履行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五条 自治区在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资金中应当统筹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支持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和促进产业发展。

　　对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自治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与高新区内承担项目的单位就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约定知识产权目标，在项目验收时对知识产权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第十六条 对涉及高新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收回、注销，高新区以及所在地的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办理。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根据高新区的发展需要安排一定额度的用地指标。

　　高新区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时，可以直接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追加。

　　第十七条 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的要求，统筹高新区与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与利用。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规划、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统计等部门以及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建立高新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评价和动态监测机制，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

　　第十八条 高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当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企业积极应用高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和兴办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与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高新区内的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扶持、组织高新区内的企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并对其进行适当奖励。

　　第二十条 对拟在高新区登记的企业，其申请登记的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而暂时无法提交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的，除涉及国家安全、公民人身安全、影响环境的项目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先办理筹建登记，核发有效期为一年的营业执照。

　　筹建期内，企业不得开展与筹建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取得相关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后，应当在筹建期届满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第二十一条 在高新区内依法设立的技术转移、信息咨询、投融资、资产评估、企业策划、法律、知识产权、审计、会计等服务机构，享受高新区有关优惠政策。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引导高新区内的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服务机构在科技咨询、成果评估、产权交易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第二十二条 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享受国家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之外的其他税收优惠，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高新区设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中心。

　　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中心，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优惠政策及当地配套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以高新区内的企业为主体，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其他企业，组建产业技术联盟，从事科技创新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和技术成果产业化工作。

　　支持产业技术联盟组织申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承担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高新区内的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技术联盟等利用各自优势，通过开放和共享科技资源，在高新区内共建国家和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人才小高地、博士后工作站等技术研发平台，聚集人才等科技创新资源，联合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实现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第二十六条 技术成果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作资入股。以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由出资各方协商确定，但属于公司制企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到高新区兼职创办科技企业或者从事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离岗到高新区内创办科技企业或者从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的，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返回原单位工作。具体事宜按双方约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高新区内的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采取科技成果入股、科技成果折股、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份期权、科技成果收益分成等方式，对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涉及财政拨款、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高新区内的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探索符合其自身特点和有利于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

　　第二十九条 各级专利、商标、版权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帮助高新区内的企业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增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通过补贴、奖励等措施，支持高新区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及其相关人员获得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

　　第三十条 鼓励各类人才在高新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在工作条件、户口迁入、生活安置、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优惠或者便利条件。

　　为高新区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由自治区和高新区所在地的市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应当建立和发展以政府资金为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投融资体系。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以政府部分注资的方式，鼓励各市场主体在高新区内投资建立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自治区鼓励和支持在高新区内建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和联合建立一区多园的产（股）权交易机构，培育区域性资本市场。

　　第三十二条 金融、发展和改革、科技、财政、国土资源、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健全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联动机制，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联合审核、综合协调和指导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

　　鼓励和支持高新区内的企业通过上市、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公司债、信托计划等方式筹集资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和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高新区开展金融创新，促进技术与资本的高效对接。

　　支持商业银行在高新区设立专营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创新考核奖励、风险管理、授信、贷款审批和发放等机制，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服务。

　　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为高新区内的企业开展股权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可以利用专项资金、贴息等方式，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国家、自治区以及所在地的市科技、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行政部门立项的科技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支持商业银行、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和小额贷款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开展针对高新区内企业的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产业链融资等业务。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高新区的自主创新活动。使用财政资金采购以及财政资金全部或者部分投资的项目，应当通过首购、订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等方式，优先采购、使用高新区内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产品。

　　第三十六条 高新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高新区内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开展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而办理有关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年检和其他服务、管理事项时，应当通过明确权限、简化程序、减少层级、下放权力、优化流程等方式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其依法履行职责、服务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管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财政、财务制度，挪用、截留财政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经费的，依照国务院有关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的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受贿索贿，侵犯高新区内的企业和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的，依照管理权限和程序，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高新区外经国家或者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摘要:系统讨论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构成要素、形成模式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认为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告举证困难;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举证责任倒置意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与社会因素的消长具有密切的联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一般应当遵从由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秩序。而在适用和解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则应先依据法律;其次依据司法解释;最后才是司法政策。

关键词:举证责任倒置;构成要素;发展模式;法律适用


一、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需要考虑哪些要素?

近年来，人们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议论多了起来。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就司法实践中的某个疑难证明问题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法，如有人主张物业纠纷案件中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我们知道，在法律发展史上，特别是法律学说中，一直有同情弱者的原则，以体现法的正义精神。例如在医疗活动中就已经实施了这样的办法，因为在医患矛盾中，患者在医疗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因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而无法及时解决，应当由医院方面依据举证倒置的原则，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无过错。这种办法实施后，医院的各种行为的确较前规范了许多［1］。随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日益严重和突出，有人认为，这样的原则在农民工的用工市场中也值得尝试。假如发生了纠纷，农民工拿不出用工合同时，用人单位应该提供材料，如果拿不出相关的证据，那么一概按非法用工论处。如果能这样做，目前这种不签订任何协议，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才可能减少［1］。

二是认为现有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合理，应该如何予以改进，或者予以废除。如近来有人建议废除现有的医疗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样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避免医疗费用过高;有利于减少医院的管理成本等［2］。

的确，作为一个十分专业的词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举证责任倒置”通常为民事诉讼法领域中的证据法部分所用，领域可谓狭窄，现在它居然触动了社会上许多普通人士的神经，实在意味深长。窄而言之，说明昔日不为人知的偏学(证据法学)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宽而言之，说明法律与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我国法律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深处，普通人士的法律意识显著提高，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其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于这种巨大的变化，作为一名

长期从事证据法研究的专业学者当然感到宽慰。但是慨叹之余，我停下来冷静自问:“何以至此?”我经过研究后发现，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研究举证责任倒置的构成要素。因为普通人的质疑往往带有十分浓厚的情感成分，例如，他们特别强调原告举证困难的一面(如果他们在诉讼中作为原告)，或者仅仅看到举证责任倒置后对被告不利的一面(假如他们在诉讼中作为被告)。这种认识虽然不乏合理的成分，但显然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理性。

经过对举证责任倒置相关规则的初步考察，可以发现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因素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原告举证困难。这是确立倒置规则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在诉讼中，对原告提出十分苛刻的举证要求，以致他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这种情形就应当称之为“原告举证困难”。这种困难完全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不是主观因素。据2006年4月17日《新京报》的一组调查显示，只有47．78%的农民工能按时领取工资，而与用人单位签订用人合同的农民工仅为53．70%。在我看来，只是呼吁农民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签订合理的用工合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苍白。对农民工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懂得诸多的法律规则，显然不够现实［1］。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最典型的事例是医疗事故纠纷所引发的诉讼。这种纠纷的发生具有时代性(我记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实行有可靠保障的合作医疗制度，医生普遍克尽职守，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反响很强烈的案件)。即使到现在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仍然不断出现一些与此相关的后续的事件。最典型的就是医疗事故鉴定，很多时候都是“老子给儿子当裁判”［2］。由此出现不断上诉、申诉和上访事件。有的同志据此认为，“比较医院和患者这两者，患者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意在保护患者即弱势群体的权益。即使这样，患者的很多权益也还是得不到充分保护。”“如果废除了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只能让医疗事故受害人维权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设立了八种举证责任倒置类型。最高法院之所以设立这些类型，显然是因为它们经过大量的司法检验之后，完全具备第一个要素，必须优先考虑。至于第二个因素则不能一概而论。在上述八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类型中，并非全都符合第二个要素。实际上只有第二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第六种(因缺陷产品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和第八种(因医疗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等三种类型符合这个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当某些纠纷因原告举证困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或强烈，或两者兼而有之，此时，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最先接触这些纠纷的司法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予以试点性规范，以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同时取得尽可能成熟的经验。然后提供给立法机关参考，由后者酌定是否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去调整。例如医疗纠纷和期货交易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就遵循了这样的法则。

有人或许会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立，是不是仅有八种就够了，是不是到此止步了?我想，当然不是。只要社会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定会起作用。在这些因素中，一定条件下某个处于次要地位的因素会上升为主要因素，假如这种因素符合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所需要的特征，那么，经过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程序上的努力，它就可能成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一种类型。

另一方面，那些已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类型的事项，也不一定永远居于这样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受到社会因素强烈影响的事项便更是如此。例如，在经过近十年的实践之后，现在有人就提出要废除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有人指出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医生虽然在医疗行为中发挥主体作用，但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自证清白，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客观的资料说话，客观资料往往需要各种检查来获取，如此，在病人病情比较危重的时候，医生可不可以为了留取证据而让病人去接受对治疗本身没有特别指导意义的检查?特别很多病人的亲友又不同意尸体解剖，医院的举证又该如何做呢［3］其次，举证的成本应由谁承担?如上所说，医院要举证，就需要留取客观资料，而不论是什么检查，都涉及成本问题，诸如尸体解剖这样的特殊检查手段，则需要几千元。此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证明医院方面确实有问题之后该怎么办?”［3］由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因素等不可预测的原因，医疗事故很难避免，因此，有人质问:让医生“失去前途就可以平息病人方面的不满吗?”［3］认为“在医疗失误本来难以杜绝的背景下，却要表现出自己一贯正确，总是有理，这迫使医疗机构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不足。”［3］我认为，在医疗事故中实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所引起的这种质疑当然可供立法机关考虑。这种质疑更可能是从医疗专业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然而，医学及其实践终究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医疗事故纠纷中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必须优先考虑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难道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生命更重要?难道因为需要发展所谓现代医学就可以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命?

总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与社会因素的消长具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因素的影响将对今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兴废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发展模式:从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

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相比，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出现毕竟时间很短，应当作为一件新事物来看待。我们应当遵从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允许就这项规则进行试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凡经试验，证明是成功的，便予以保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完善;证明是失败的，则及时予以废弃，并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引以为戒。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在期货交易入市标准中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了试验［4］。这种临时性的试验为我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健的模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由司法政策到司法解释”，这是我国司法改革阶段的法律规则的发展模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期货市场经历了一段盲目、无序的发展时期，法律、法规不健全，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极不规范，部分不法商人甚至以对赌、私下对冲的非法方式欺诈客户，加之期货交易的高风险因素，引发了许多纠纷，甚至对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及时出台了《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它实际上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对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原则以及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纪要》出台以后，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导，对保护投资者、促进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4］。

我国《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期货公司不将客户指令下达到期货交易所内的对赌或私下对冲行为，被视为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应当承担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纪要》规定凡客户主张期货公司未入市交易的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期货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4］。

显然，最高法院企图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一般情况下应当由客户承担的举证责任赋予期货公司，以加重期货公司的举证责任，以此来解决期货交易纠纷。然而，立法者却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如果不对举证责任及其倒置做出合理的解释，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下面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纪要》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期货公司举证入市的具体标准。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期货入市纠纷案件中对此认识不一，引发了许多问题。如某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期货公司混码交易，认定涉讼的期货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惟一和排他性”，连续判决三家期货公司举证入市不能，赔偿客户全部经济损失。中央一家媒体以“欺诈”、“黑幕”为题进行报道，给当地期货市场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4］。这反过来说明当时对举证责任倒置缺乏科学的认识。

关于“入市”的纠纷，据说是期货纠纷中后果最严重的一种，一旦认定期货公司没有将客户指令入场成交，期货公司就要承担赔偿客户全部投资亏损的责任。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尚不是一个成熟、完善的金融投资市场，法律环境的欠缺、监管手段的不足以及投资者心态尚显稚嫩等因素，很多期货公司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混码交易”等违规情况。在审判中如果不能正确区分一般行政违规行为与不入场交易的欺诈行为，仅因期货公司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就认定期货公司举证不能，承担没有入市的法律后果，在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4］。这种情况说明，规定合理的举证责任，是多么重要。因为，一旦人民法院不认可期货公司对某个客户列举的入市证据，其他客户也可能以同样理由再来起诉，会引发地震式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危及期货市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尽快规定期货公司举证入市交易的标准，公正确定当事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目前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从上面可以看到，《纪要》虽然仅仅具有试点的性质，严格意义上讲，它仅仅是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司法政策(不同于党的政策或者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应该说，其实际作用等同于司法解释，不可漠视。然而，司法政策毕竟不同于司法解释，它具有临时性和较强的灵活性。在期货交易入市标准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方式，先《纪要》后《司法解释》，这揭示了我国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一种发展模式。即:最先采用《纪要》的形式，先试点。如果试点的效果较好，则可在适当的时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公布。一般来说，从《纪要》到《司法解释》，过渡期间比较短。对于处于司法改革阶段的我国来说，这种方法显然是比较慎重的，也符合法律规则科学发展的逻辑，值得肯定。近年来，人们经常讨论物业管理纠纷、在线交易纠纷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①，不妨采用上述办法试试看。

三、农民工讨薪案件是否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有人曾经主张，在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②。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类案件是否具备倒置的基本因素。从现在发生的一些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举证十分困难。这些年来，大批农民工进城，他们一般采用“乡里乡亲”互相介绍的方式寻求工作。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欠缺，许多人与用工单位没有签订务工合同，没有进行结算，也没有欠条之类的单据。因此，一旦发生欠薪案件，他们就缺乏充分的证据。从而注定了败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