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府在行政裁决中是否有权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及效力予以确认问题初探/王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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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专利----强制许可生产抗艾药品

武卓敏

2006年12月6日泰国卫生部公布了一份针对美国Merck公司抗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该强制许可下达后将立即生效，有效期5年，目的在于使泰国指定的制药企业能够在不支付高额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为国内艾滋病患者生产低成本的Merck抗艾药品Efavirenz。该药价格将因此从每月67美元降至38.5美元，降幅50%。在未来五年内，政府将节省超过100百万美元的开支，并能使10万艾滋患者获得治疗。与目前已经接受治疗的1万7千人相比，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泰国政府何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呢？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面对高额药价的一条出路？


背景

自1987年首个抗艾滋病药物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以来，“鸡尾酒疗法”、“艾滋病疫苗”等治疗和预防该病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基因药物和中药疗法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25年间却已有2500万患者死亡。面对全球近四千万艾滋患者，医学界仍然没有彻底有效治疗该病的药物与方法。目前日均新增感染者约有1.1万人，其中40％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亚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已达860万。联合国希望在2015年前遏制和逆转艾滋病蔓延趋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待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制药公司以及大众的积极配合。

从1984年泰国发现首例患者以来，共有100多万人感染，50多万人死亡。为遏制艾滋病继续蔓延，泰国计划在2010年将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5300人以内。

但是，艾滋病治疗药物价格过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发达国家对抗艾滋病的一大障碍。拥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在抗艾药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保障，药品专利也为他们的投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不断呼吁，建议发展中国家使用更新及已改良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却比现在的常用药整整高出六倍。由于药品价格的客观限制，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最初级的治疗药品。这些药品不仅副作用大，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患者必须不断转服新药。此类二线药的价格往往是以前的五十倍。这对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支。

仿制药的出现给了普通患者一线生机。据无国界医生组织“患者有其药”项目负责人介绍，如果没有仿制药品，在发展中国家治疗艾滋患者的项目将因经费问题而难以维续。但因患者需要更换二线新药，如果没有仿制新药的供给，项目将受到搁置的危险。自2000年以来，一线抗艾药品价格因仿制药的出现而下调超过了90个百分点，在有的地方甚至更高。每名患者1年1万美元左右的治疗费用陡降到1百至2百美元。这使得许多制药巨头有选择性的将新药投放到不同的市场，那些仿制药品行业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能及时得到新药。所以贫穷的国家，也许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发达国家上几代的药品。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艾滋病药物的年销量增长率约在15%左右，仅在南非、印度、巴西和泰国，到2010年抗艾药市场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00亿美元。



泰国目前近60万艾滋患者，国家药品项目启动后，仅有8万多名患者接受了泰国政府制药组织（GPO）提供的治疗，并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将接受患者的能力提高到15万人。但高昂的药品价格成了他们最大的阻力。06年8月500名艾滋患者在GlaxoSmithKline (GSK) 制药公司的曼谷办公室前进行了示威，抗议该公司将Combid这一项缺乏新颖性的药品发明申请专利。此前，泰国政府制药组织已经开始生产Combid的普通版本，并以Zilarvir命名。一旦专利申请被批准，政府制药组织将面临GSK公司的起诉。 该组织负责人表示，如果Combid被授予专利权，他们将立即停止生产现已约为8百万美元市场规模的药品。该药价格将从现在的38美元每月升至欧美同级产品价203美元每月，届时将约有10万名泰国患者因高涨的药价而得不到救治。目前此案仍在搁置中。



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

这是泰国首次针对抗艾药品打破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以降低治疗费用。西方媒体对此比较重视，担心这将成为低收入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先例。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泰国此次主要是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31条及其专利法相关规定做出的。根据规定，WTO成员国于国家出现公共健康紧急状态时，在没有专利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在该国国内使用专利。不过“强制许可”的背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一般情况下，强制许可发出之前，申请人必须已经与权利人就授权问题进行过沟通，而且是在相对合理的时间内没有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许可。也就是说，申请人只有在穷尽了合理的手段，仍未获得许可时，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但有一个例外：只要国家出现紧急状态，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主动做出强制实施的决定。针对泰国卫生部的决定， Merck公司认为，泰国政府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了国际相关条约的规定。在颁布该强制许可前，政府甚至未与Merck公司进行过专利使用问题上的协商。但是，Merck 公司的这个理由只适用于普通情况下的强制许可，而对于因紧急状态而采取的许可是不受此限的。根据WTO框架下的多哈宣言（《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和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WTO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痢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性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通过必要的强制许可生产相关专利药品，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也可获得由该专利生产的药品。泰国政府基于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做出的决定，只需在决定做出后履行通知的义务。

第二，这个许可并非授予泰国每一家制药企业，而是只有目前指定的这个政府制药组织（GPO）有权生产。通常，强制许可不能转让，且只能在泰国国内实施。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制药企业在没有国外公司技术支持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独立生产。尽管专利说明中已经披露了相关的技术，但实践中经常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诀窍没有公开。而一般来说，如果是由某一家制药企业提出申请强制实施该专利时，该企业必须首先要具备独立的生产能力。此案就是这样，泰国政府制药组织目前只能依靠从印度进口该药的仿制品，预计进口将持续至07年6月，直到他们有能力独立生产为止。这种只能依靠进口而不能生产专利产品的特例是因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薄弱和公众健康问题而做出的，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决议（《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当中加以了明确。这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否则，强制许可很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原因而无法有效实施，因而无法解决相关的公众健康危机。

第三，强制许可也要支付适当的报酬，而非无偿使用。如果报酬低的离谱，权利人也是可以要求复审的。毕竟，法律保护的是双方的合法利益。只不过如果确定“适当”的额度，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泰国卫生部官员表示，此药在泰国本土生产后销售收入的0.5%将作为报酬支付给Merck公司。对方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决定，Merck公司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了。从目前出现的案例看，0.5%的报酬是比较低的。例如，莫桑比克政府对三种治疗爱滋病药物签发的强制许可中，规定许可费不超过仿制药销售总额的２％。而在没有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药的售价可以比仿制药高出十倍以上。政府的这种做法，严格地讲，是符合本国公众利益的。由此观之，强制许可并非一些人想象的“免费午餐”，不过因这个折扣节省的资金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出于该原因，Merck公司表示，会尽力劝说泰国政府改变这一决定，并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泰国患者治疗的需求。他们愿意就进一步降价进行磋商，或者以主动自愿许可的方式授权泰国政府制药组织进行生产。同时该公司仍然强调，自2001年起就已经以“跳楼价”向泰国政府提供该药了，并且在今年三月又削价20%，泰国市面上的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了。 可见，这个“适当”报酬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规定能够解决的。除了计算经济成本之外，还须考虑来自国际社会各方面的评价。该案是否能够按照泰国政府确定的额度实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泰国这一举措无疑给本国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也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以大幅降价的方式确保自己能够留在泰国市场。若没有这个强制许可，如此举动是不可能由一个赢利性企业主动做出的。

最后，在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已经消失，且不会再出现时，强制许可应当被解除。强制许可是基于特定原因而颁布的，在该特定因素不复存在时，强制许可也应当解除。法律在给予了弱者一个保护的“法宝”后，自然也不能有偏颇。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除了解决紧急问题外，这个法宝确实能够成为改变特定行业困境的兴奋剂。



面对药品专利的中国

我国立法者早先就已经在为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做了铺垫，从《专利法》到《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我国构建了一套适用强制许可的规范。但是，像泰国这样的重大举措还尚未出现过，尽管泰国相关法规并不像我们一样详尽。

在抗艾药领域，抑制艾滋病毒复制和提升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方面，国产药品目前已经能够达到与某些进口抗病毒药物一致的疗效，在副作用方面也与国外药品相当。对于“鸡尾酒”疗法涉及的药品，我国已经具备了自己生产的能力，并应用于中国治艾“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抗病毒治疗。目前，国产抗艾药价仅为进口药品价格的十分之一，约为每人每年3500元到5000元人民币。

但我国制药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制药企业大多还处于制药产业链的底端。很多企业不愿意花钱也不愿花时间投入到新药研发上，宁愿做一做别人专利已经到期的仿制药，挣点省心省事的“快钱”；抑或是充当一下欧美跨国公司或印度公司（如Cipla西普拉公司）的原料供应商，提供些原料药，赚点“力气钱”。当然，这也是企业实力使然。而部分有实力和远见的原料药企业希望转变到制剂企业，却也是步履维艰。这一现实处境严重制约了抗艾滋病新药的研发与生产。对于二线药品的更新使用来说，高昂的价格依然是很大的问题。

通过实施强制许可来改善这种处境可以是一种考虑的方案，但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并非使用强制许可本身。若通过利用好强制许可这个“法宝”来促使制药巨头与国产药企进行合作生产、扭转技术许可困境，降低药费，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实际不使用强制许可的前提下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来不至于使有权决定强制许可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相关政府部门面对过多的压力；二来不会使国际药企与国内药企的合作关系走到冰点。这一美好愿景有个决定性的前提：我们实施强制许可的这张底牌必须要硬，否则，这张“王牌”就不会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而仅被视为一只没有威力的“纸老虎”。从这个角度看，泰国此次的举措也是向西方药企表明了一个态度，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西方药企一直以来的强硬姿态，为以后国内药企在使用国际药品专利方面提供了间接的政策支撑，增加了国内药企的谈判筹码和信心。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000年7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发布）


（2000年7月26日市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安全管理，防止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依据《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本办法所称化学危险物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13690－92《常用危险化学物品的分类及标志》中所列的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然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七大类物品。
《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品名表》由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委）会同公安、卫生、环保等有关部门制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及其安全监督管理活动。
第四条 （管理部门职责）
市经委是本市安全生产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协调全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依法负责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消防监督管理。
上海市卫生局（以下简称市卫生局）依法负责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依法负责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依法负责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登记管理。
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区、县人民政府职责）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领导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企业安全生产的职责）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
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下属控股的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责任。
第七条 （行业协会）
有关的行业协会可以接受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制定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为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提供安全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第八条 （生产企业选址）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选址，应当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建立在城市规划批准的相关工业区域内，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禁止在内环线以内新建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周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隔离带。
第九条 （目录管理）
本市对禁止和限制生产的化学危险物品实行目录管理。
市经委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禁止和限制生产的化学危险物品目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安全生产管理的培训）
本市对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经营者和安全员实行安全生产管理培训。
对新建的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经营者和安全员实行系统培训；对已经取得合格证书的经营者和安全员每年进行一次专业培训。
第十一条 （企业设立审批）
新建或者就地改建、扩建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应当向注册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计任务书（包括工艺、厂区布置、周围建筑情况、厂区周围1000米范围内的居民情况等）；
（二）原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理化性能；
（三）对储存、运输、包装的技术评价；
（四）工业卫生、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价；
（五）处理灾害性事故的应急措施。
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应当组织公安、卫生、技监、环保、规划等部门进行审议。
新建、改建、扩建大中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批。
第十二条 （设立小企业安全管理条件）
申请设立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除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在安全管理方面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完善的生产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安全和生产岗位责任制；
（二）危险或者具有危险因素的生产场所的劳动环境和条件，符合职业卫生、安全生产的规定和标准；
（三）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员。
第十三条 （小企业竣工验收）
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建成后，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项目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企业方可投产。
有关部门在对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进行竣工验收时，应当对企业建立生产安全管理制度的情况和经营者参加安全培训的情况，一并进行验收。
第十四条 （小企业生产场所与注册地分设的限制）
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场所与该企业注册地分设的，应当设在与注册地同一区、县的行政区域内。
第十五条 （安全防护措施和用具）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配备安全防护用具。
第十六条 （安全设施）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根据化学危险物品的种类、性能，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火、防爆、防毒、监测、报警、降温、防潮、避雷、防静电、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
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装置，应当密闭，并设有必要的防爆、泄压设施。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在生产区域内，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制度和规程的遵守）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和职工，应当遵守各项生产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用火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安全机构和安全员）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根据需要设立安全管理工作机构，建立消防和急救组织，制定消防安全等应急方案，明确内部职责分工。
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员。安全员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接受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第十九条 （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应当对职工进行生产安全知识教育，并向从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职工提供有关化学危险物品的特征、有害成分、安全标签和安全技术说明书以及生产过程中化学危险物品可能导致危害安全与健康的书面材料。
从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的职工应当接受企业组织的安全技术培训，熟练掌握本岗位的操作方法，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独立操作。
第二十条 （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的违法行为，可以向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一条 （中介服务）
本市鼓励和发展生产安全管理服务机构，为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提供安全管理的技术和咨询服务。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企业登记管理行为的处罚）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在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未经核准登记注册擅自开业、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以及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或者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
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擅自投产的处罚）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产的，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停产、停业，经整顿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应当吊销其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设施安全规定的处罚）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停产、停业整顿；整顿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应当吊销其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对不配备安全员的处罚）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经委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其他安全生产规定的查处）
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其他安全生产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查处。
第二十七条 （对工作人员的处理）
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按照规定办理登记、监督管理和严重失职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特别规定）
本办法实施前市人民政府有关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九条 （小企业的划分标准）
小型化学危险物品生产企业的划分标准按照上海市统计局制定的小型生产企业划分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0年7月31日